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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岁的云南女孩小刘近日在杭州跳河轻生，所幸获救。小刘父母离异，她十几岁就出来打工养活三个弟妹，不堪忍受生活压力，曾多次自杀。目前，小刘的舅舅已将其接走，妇联也已介入。
就是这么巧，就在舆论热议电影《我的姐姐》时，小刘的故事就像往正在燃烧的火里浇了一泼油，舆论的火焰再次腾空。电影和现实形成呼应：父母缺位时，抚养弟弟妹妹的责任天然就落到了姐姐的肩上。
这不是第一次发生，以至于很早之前网友们就创造了一个专有名词“扶弟魔”，用来形容姐姐是怎么为弟弟付出的。现实远比戏剧更残酷，电影里，安然的父母意外身亡，现实中，小刘的父母却是离异不管；电影里，安然有条件犹豫，有能力为弟弟安排收养，现实中，小刘没有上过大学，除了对命运弯腰，根本没有说“不”的机会；电影里，安然面对的只是一个弟弟，现实中，小刘却要养活三个弟弟妹妹；电影里，安然已经成年，现实中，父母抛下他们姐弟的时候，小刘自己还是个孩子。
有法律人士普法，告诉我们《民法典》规定在什么情况下成年兄姐有义务抚养照顾未成年弟妹。像小刘这样的，养活弟弟妹妹的责任肯定落不到她的肩上。父母在世，如果对孩子撒手不管，就有可能构成遗弃罪；父母如果没有能力，则先看祖父母和外祖父母；就算都没有能力，还要看成年子女自己的能力。
然而，生活并不像法律那样清晰，小刘为什么扛不下来也硬杠？为什么不堪重负绝望到自杀？在传统社会里，大让小是一种家庭伦理，同时要求“长兄如父”“长姐如母”，当这种道德要求又与“重男轻女”结合以后，姐姐这个称呼，就衍生出了一种超常的职责。
《人物》曾向身处困境的女孩征集过她们的故事，在702个自我叙述里，有许多姐姐被父母或矮化或牺牲，以便将家庭资源向弟弟倾斜。要知道，能出来叙述的，一定是起了不平之心，才会想问“为什么”“凭什么”，才会以讲述故事的方式向外界求助，以期获得答案。但更多的情况很可能是，只要“偏心”不是非常极端化的，姐姐们未尝不会“主动”地奉献自我，以实现道德上的自洽。
这就是为什么《我的姐姐》这部电影即使是开放式结局，还是会遭遇“冰火两重天”的评价。有人希望电影呈现世界真实的样子，有人则希望电影能像爽文一样，让“姐姐们”看到另一种更美好的可能。还有人担心电影结局是另一种教化，还是偷偷以亲情来绑架。然而，正如编剧游晓颖说的：“告诉女性应该怎么做，是不公平的。我们一直强调支持，而不是支配。”
是的，姐姐们面对的，不可能只是一道简单的法律题。就像小刘，她和安然不同，她和弟弟妹妹是一起长大的，当父母抛下他们的时候，几个孩子相依为命。所以，厚重的责任感与强烈的亲情是杂糅在一起的。我们无法简单地指点她一句：“法律上你没有义务”，就能化解她的困境。她当然渴望自由，也有权利获得自由，但并不必然会把弟弟妹妹看成负累。她需要的不是道德上的指点，而是现实中的支持。比如，法律援助机构帮助她向父母追讨法定的抚养责任，社会组织和政府民政部门在征求她和弟弟妹妹的意见后，为孩子们做出更适宜的安排。
当然，讨论并不能止于此。小刘也好，安然也罢，都是女性困境的呈现，也是姐姐们的求助与期待——“姐姐”应该是温柔的称呼，是爱的呼唤，而非一种天职。